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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约不仅意指在宪法和法律上对公共权力的来源、设置、权限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还意指在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55]参见汤德宗：《权力分立新论（卷一）：宪法结构与动态平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96页以下。然而，因为权力的分立与平衡而被弱化的国家，却可能无力保卫自由，手段无法达到目标。

[83]阿克曼提出可以考虑设置廉政规制等新的分支。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参见刘晗：《美国宪法的内在特性:制度结构、法律教义与宪法文化》，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22页。[51]同注37引书，第312页。[32]任何取向于国家有治理能力的政制设计，都必然是权力分立与权力混合的结合。

第二个转变意味着，不再是在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的前提下的事后思考权力如何平衡的问题，而是预先地、总体性地思考国家权力应该怎样划分。其次，功能—机构，特定的功能要由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承担。二是中国法治的难点，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点。

我们现在提出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即使在一个班级内部，要统一思想也很困难。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中国法治方面的问题，关于此问题，不论述具体层面问题，仅涉及理论性问题。我在二十多岁懵懂之时，与程燎原教授合著《法治论》，那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法治理论的重述。十八大早就做了决定，既不能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邪路。

我的观点是，无论西方的法治理论如何成熟，应用到中国却是很困难的，原因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路就与西方的道路不同，这就是我特别喜欢鲁迅的原因。作为一个有漫长历史的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推行一套具有现代性的法治制度，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西方未曾遇到的。

邓小平一直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结论，是从实践和问题中发展而来的，是从两个前所未有衍生出来的。当然一个全景式的观看角度最好，但是，中国的法学家做不到，中国的政治家也做不到，无法做到全景式的观望，就只能选择某一个视角、某一个立场，或者某一个切面来看问题、分析问题。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都不是全知全能式的人，我们任何的思考和研究皆非全景式、全知性的。中国法治的难点 中国法治难点太多，我认为诸多难点中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产生很多矛盾，各个阶层之间存在诸多冲突，中国的法治必然要重视秩序价值，伴随着现代性的进展，中国社会淤积了诸如拆迁、腐败等问题，以腐败为例，前３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腐败问题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腐败问题如何解决?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共识碎裂化，在社会碎片化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共识已经被撕裂，如何将其聚拢?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我认为法学家都应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理论是自洽的，理论的发明者也很高明，这套理论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经验，但目前肯定不是。中国法治的问题背景:两个前所未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有一句话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认为中国法治的问题可以从这句话引出来，就是两个前所未有，哪两个前所未有?一个是决定里所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这超越了十八大以前的任何阶段，或者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本身就非常严峻，改革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了。这些都是现实问题，怎么解决?不推行法治能行吗?按照惯例，四中全会主要讨论党建问题，在一个以党建为核心议题的四中全会上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主要原因在于，在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做一个选择:第一条路，就是往后走，这种声音在四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前还很大，但这条路肯定不能选。

第二，西方法治的经验或理论在中国有其价值，西方的法治对中国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讲中国法治问题，从文化差异切入更易理解。

摸着石头过河，从字面理解，这样的(摸着石头的)改革只能在浅水滩里进行。３０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巨大，但也存在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问题。

按照费先生的说法，乡土中国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对中国而言，没有一条现成的法治之路可供照搬，这是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一个特点，我把它称为中国性。我们先讨论改革，改革走到哪一步了?邓小平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我们用西方的二元论视角和框架来看待中国问题时，却对不上号，为什么不契合?因为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当然用西方的理论很好阐释，但怎么把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来划分，我们可以按公和私的划分来对应，这就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公共领域，把社会看作一个私人领域。中国借用了西方的语词，借用了西方的概念，但含义已经中国化。后来孙中山抛弃了五族共和，附应了梁启超，改称中华民族。

（本文摘自《师大法学》2017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法制史》第一卷是由我的老师，也是中国法制史学科奠基人张晋藩先生写就的。

我给本科生上中国宪法史课时发现，同学们在讨论重大事件、人物时都会有分歧。当然，陆宇峰教授也说，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从规范层面来理解。

我认为法学家都应思考这个问题： 西方的理论是自洽的，理论的发明者也很高明，这套理论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经验，但目前肯定不是。常说日本跟中国同门同宗，但我认为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差别巨大，特别是在私领域，近代日本出现过私小说，而日本的私小说传到中国以后就变样儿了，成为另一种文体和流派，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固守公和私的界限。

另一句话他说得也很清楚，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西方之间有文化差异，例如，中国人都知晓用刀叉吃肉方便，但我们还是惯用筷子。因此，西方理论只能是一个来源，不能构成中国现成的理论范式。我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边干边想、边干边总结，不管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给中国提供一个现成的样板。

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对人治和法治的理解，类比成儒家和法家的关系。中国法治问题的时间坐标 我认为在中国，正如张志铭教授所说，还是要将法治问题放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转型背景下看待。

发展给每一个中国国民带来生活的便利和舒适，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费孝通先生是中国一流的思想家，他对中国问题认识得很透彻，《乡土中国》一书虽薄，但已再版多次，《新京报》推出的中华书评让我推荐三本书，我取的标题就叫经典往往都是薄薄的小书，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为什么长盛不衰?因为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没有逃出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

法治的难点就在此:法治中国遇上了江湖中国，这个江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界限不清。在中国，任何改革确实颇为艰难，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正如张志铭教授所说，从一个中国性角度来理解的话，中国的法治问题确实复杂。

还有一个问题是稳定，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改革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常识告诉我们，中国不能再保持连续３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本文根据王人博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师大法学论坛第一讲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因此，中国即使学习苏俄，也学不像。两个前所未有的提出很有道理。

我认为，这种规则就是处在国家和社会中间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先不讨论政治改革，仅谈经济改革，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如ＧＤＰ增长率，今年保七困难。

问题还是理论:中国法治的出发点 我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近两年在中国法学界，包括理论界，法治为何这么热?我认为这个热，并非因为法学界的学者、老师写了颇多文章，介绍了诸多西方法治理论、法治思想。中国法治理论是在中国现实问题倒逼下形成的，中国的执政党也是在此种形势下，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个重大的严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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